在西方國家，墓園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文化傳統。早在古埃及時期，人們相信人死之后靈魂不滅，死亡意味著生命在另一個世界生存并等待復活的開端。在來世觀的影響下，古埃及人將埋葬死者的墓地修建得如同其生前享用的花園。受其影響，后世的西方人也習慣于以城市或園林為藍本，興建墓地和墓園。
希臘語中的“koimeterion”和拉丁語中的“coemeterium”意思都是“人們長眠的地方”。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看來，將墓地與花園相結合還有著特殊的含義。據《舊約圣經》，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后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回到天國；而據《新約圣經》，耶穌受難后被埋在花園中等待復活并進入天國。基督教關于耶穌復活的信仰，有助于人們擺脫對死亡和埋葬的恐懼，同時將墓地與花園的概念聯系在一起了。
作為西方園林藝術的重要類型之一，墓園不僅是人們憑吊先輩和追憶歷史的場所，也是人們散步游覽和親近自然的地方。許多歷史性墓地還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如巴黎的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就是一座杰出的露天喪葬藝術博物館。
在法國，受城市規模所限，傳統的墓地規模一般都不大，布置在教堂或醫院附近。整齊劃一的墓地中擺放著花崗巖、大理石陵墓，與古老的教堂和鄉村景色融為一體。到19世紀初，隨著產業革命的迅猛發展，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導致了一些大型公墓的出現。
首都巴黎在1801年時市區人口還不到55萬，只有3個規模較大的公墓。然而在隨后的半個世紀當中，巴黎的市區人口幾乎翻了一番。在周邊的11個城鎮于1859年劃入巴黎之后，市區由11個增加到20個，人口接近150萬。雖然將12個鄉村小墓地也一并納入巴黎市，但依然難以滿足巴黎人的需求，因此于1860—1929年間在巴黎附近又新建了幾個大型公墓，使巴黎人擁有的公墓數量達到20個。此外，巴黎附近的城鎮還有一些不歸巴黎市管理的公墓。
由于19世紀興建的公墓大多是以城市形象為藍本，因而體現出強烈的秩序感和人工性。平面一般呈矩形，以直線型甬道劃分出一系列矩形陵墓區。直到20世紀20年代之后，才開始出現一些形式更加自由的公墓，采用流線型園路和甬道劃分陵墓區，一如當時新建的住宅小區。
隨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巴黎人擁有的20個公墓如今有12個位于巴黎的外環附近，還有6個仍然位于巴黎市管轄區之外。那些由歷史原因造成的巴黎之外的巴黎人公墓，有著特殊的地位，也給行政管理帶來諸多困難和混亂。曾有人提出將巴黎的死者送到外地安葬的設想，但巴黎市民強烈反對這種“瘋狂”的計劃。為此，法國ZF明令，將死者安葬在城市管轄范圍內的墓地或其私人領地中，并努力使公墓環境融入城市生活是市長們應盡的職責。
為了提高巴黎公墓的環境質量，市ZF制定了一項龐大的整治計劃，內容包括修復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或建筑價值的陵墓，提升古樹名木的價值和美化公墓景觀，要使公墓成為人們喜愛的冥想沉思或散步游覽場所，并幫助公眾更好地認識巴黎珍貴的喪葬文化遺產。在一些歷史性公墓中，巴黎市ZF還經常組織一些主題性參觀游覽活動，并配備專業的講解員負責為公眾作導游。
如今，巴黎的20座公墓占地總面積超過了422hm2，其中包括73hm2的園林綠地。陵墓總數大約63.4萬座，還有歷代興建的150多座各種用途的房屋建筑以及完善的市政設施。經過整治后，這些公墓可以說是各具特色。比如城外的潘丹公墓（Cimetière de Pantin）是法國、乃至歐洲在用的最大公墓，其甬道兩旁種植有大量的植物；蒂埃公墓（Cimetière de Thiais）面向一座法式園林敞開，園內有許多果樹和松鼠；巴紐（Bagneux）公墓植物繁茂，生活著許多鳥類和小動物；拉維萊特公墓（Cimetière de la Villette）風景如畫，宛如公園。最著名的要數城內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公墓（Cimetière de Montparnasse）和蒙馬特公墓（Cimetière de Montmartre）這三大歷史性公墓，每年都要接待數百萬的游人。
為了更好地管理巴黎的公墓環境，市ZF于1987年將ZF機構中的“公墓處”劃入“綠地與環境局”，由大約4 000名GWY負責全市的公墓、公園、廣場游園、花園以及樹林的維護和管理，其中大約500人負責為葬禮提供公共服務。這些公墓的日常維護和管理工作由公墓處的八名主管負責。由于歷史久遠，并且公墓中含有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要求在日常維護和管理方面付出精心和不懈的努力。此外，由于公墓處的園藝工人數量有限，市ZF往往將公墓中的園林綠地養護管理工作承包給私營的園藝公司。
位于巴黎二十區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官方名稱“東墓地”，它是巴黎市區內最大的公墓，也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公墓之一。自19世紀初建成以來，這里埋葬的死者超過一百萬。悠久的歷史、精湛的喪葬建筑和大量的名流陵墓，使這里成為巴黎著名的旅游景點之一，每年接待游人超過200萬。1993年6月24日，這座公墓被整體列為歷史遺產。
最初興建的墓地利用了一座小山丘，它是環繞巴黎城的七座山丘之一，在歷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雖然起伏的地形增添了這座墓園的景色變化，但是特殊的位置又使其多次遭到戰爭的摧殘，給后人留下了難忘的歷史記憶。
早在中世紀，這里還是一片開闊的田園，因歸巴黎主教，人稱“主教田園”。小山丘因遍植葡萄而被稱為“葡萄山”。15世紀上半葉，富商雷涅奧（Régnault de Wandonne）在這里興建了一座豪華的花園宅邸，現在這里還有一條街道被稱作“雷涅奧花園宅邸街”。到17世紀上半葉，耶穌會傳教士在這里興建了一座用于休憩和康復的房屋。路易十四統治初期曾發生了“投石黨之亂”，1652年7月2日，年僅14歲的國王曾在這座山丘上觀看平息叛亂的激戰，并在耶穌會傳教士的房屋中休憩數小時，使這里與皇家有了聯系，人們也把小山丘易名為“路易山”。
1675年，路易十四的懺悔神父拉雪茲（François d'Aix de La Chaise, 1624-1709）來到這里定居并舉行了多次聚會活動，使這里名聲漸起。在國王的慷慨資助下，拉雪茲神父擴大了地產并美化了莊園。由于拉雪茲神父對這里的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使他的名字永久地留在了這片場地的記憶中。后來，這片莊園幾易其主，最終在法國大革命中被夷為一片廢墟。1803年，塞納省長尼古拉·弗洛紹（Nicolas Frochot, 1761-1828）將這片地產買下來后轉讓給巴黎市ZF，用于興建這座巴黎東部的公墓。
鑒于墓地管理和衛生狀況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法國最高法院于1765年5月22日和9月3日頒布了關于禁止在市鎮內部設置墓地的禁令和法律，并于1776年3月19日明令將市鎮和醫院內的墓地盡快遷出去。1780年12月1日，巴黎城內的“無罪者墓地”（Cimetière des Innocents）被逾期執行，導致一部分巴黎人失去了安息之地。為了解決異教徒、被開除教籍者、演員和窮人的喪葬問題，當時還是執政官的拿破侖要求在巴黎附近興建幾座公墓，使“每個公民，無論其種族或宗教信仰，都有被安葬的權利。”從19世紀初開始，在巴黎附近分別興建了北邊的蒙馬特公墓、東邊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南邊的蒙帕納斯公墓以及西邊的帕西公墓。
1803年，塞納省長弗洛紹將巴黎東墓地的設計任務交給當時的塞納省和巴黎市公共工程總監、新古典主義建筑師布隆尼亞爾（Alexandre Théodore Brongniart, 1739—1813）。針對場地起伏的地形，布隆尼亞爾第一次采用了大型英國式園林的形式設計公墓，以起伏多變的甬道代替傳統的直線型路網，沿路布置陵墓，形成豐富多變的墓園空間，并種植了大量的喬灌木。他還在墓園中設計了幾座葬禮紀念碑，但都未能得到實施。
然而，當這座公墓于1804年5月1日建成使用時，卻未得到巴黎市民的廣泛認同。因為當時的巴黎人都不情愿死后被埋葬在高地上，何況又是在一個人們心目中窮人聚集的大眾化地區。結果這個為塞納河右岸的4個市區居民興建的大公墓，建成的當年只安葬了13位死者，到1815年也不過2000位。
圖1--拉雪茲神父公墓平面圖
圖2，3，4--起伏多變的甬道及沿路布置的陵墓
為了振興這個公墓，巴黎市ZF經過精心策劃，于1817年將西方家喻戶曉的情侶埃洛伊茲（Héloïse, 1101—1164）和阿貝拉爾（Peter Abélard, 1079—1142）的遺骸遷葬到這里。隨后又遷來了劇作家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和寓言詩人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等人的遺骸。
盡管這些遺骸的可靠性令人置疑，但是完全達到了巴黎市ZF的預期效果，此后埋葬在這里的死者數量激增，1830年陵墓的數量就達到了33 000個。巴黎市ZF還不得不在1824—1850年間，先后5次將這個公墓擴大，最終其規模從最初的17.58hm2擴大到43.93 hm2，超過了巴黎市區的任何一座公園，陵墓的數量也增加至約7萬座。
自19世紀以來，許多著名的雕刻家和建筑師就致力于使這座公墓成為一座真正的博物館。其中有法國新藝術運動的代表人物吉馬爾德（Hector Guimard, 1867—1942）、建筑師加爾尼埃（Charles Garnier, 1825—1898）和維斯康蒂（Louis Visconti, 1791—1853）、青銅雕塑家培亞爾（Victor Paillard, 1805—1886）等法國藝術家們在這里創作了各種風格的陵墓。從熠熠生輝的哥特式、豪華奢侈的奧斯曼式、宏偉壯麗的仿古陵墓，到精美的花崗巖、大理石和鑄鐵陵墓，以及富有想象力的雕塑和紀念碑等。
圖5--阿貝拉爾和埃洛伊茲墓
圖6，圖7--墓園中各種風格的陵墓和雕塑
1823年，新古典主義建筑師高德（Etienne -Hippolyte Godde , 1781—1869）在耶穌會建筑物的舊址上興建了一座教堂；1825年又修建了用做主入口的大門。“帝國元帥陵墓區”（Quartier des Maréchaux d'Empire）中的紀念碑大多出自雕塑家大衛·安熱爾（David d'Angers, 1788—1856）之手。1886—1887年間，建筑師福爾密熱（Jean- Camille Formigé, 1845—1926）在公墓中修建了一座新拜占庭風格的火葬場，1894年又增加了一座骨灰存放所。
這些精湛的陵墓、建筑集中于主入口附近，這里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區域，1962年被劃為歷史和景觀遺址。包括阿貝拉爾和埃洛伊茲墓、莫里哀墓、拉封丹墓在內的33 000座陵墓，以及巴黎公社社員墻等，都被列入歷史古跡附加遺產名錄。占地約10hm2的山地構成墓園的核心區，也是全園地形起伏最大、景色最為幽美的地方。盡管后來的擴建并沒有完全遵循布隆尼亞爾最初確立的風格，但是核心區充滿浪漫色彩的構圖，以及長眠在這里的肖邦（Fredric Chopin, 1810—1849）、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等浪漫主義藝術家，人們還是將雪茲神父公墓看作是“浪漫主義風格”的墓園。
圖8--拉雪茲神父公墓主入口大門
圖9--火葬場及骨灰存放處
圖10--肖邦墓
拉雪茲神父公墓如今已成為人們追尋歷史記憶的地方，也是與故去的名人們“相會”的地方，游人們紛紛來到這里，在偶像的陵墓前留影或送上一束鮮花。還有一些人以 “獨特”的方式表達其對偶像的喜愛，增添了這個墓園的浪漫氣息。如英國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著名作家、詩人和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曾被誣告“同性戀”被判入獄2年，47歲時在巴黎的旅館中貧困交加、凄然離世。陵墓造型取自他的詩集《斯芬克斯》，意為獅身人面像。后世的同性戀群體將他看作文化偶像之一，在他的陵墓上留滿了鮮艷的唇印。
圖11--王爾德墓
記者努瓦爾（Victor Noir, 1848—1870）的經歷則更加奇特，他在調解拿破侖三世的侄子與報社主編的決斗中遭到槍殺，兇手卻被法庭宣判無罪。10多萬憤怒的民眾參加了他的葬禮并**示威，間接導致了王室的覆滅。雕塑家達魯（Aimé-Jules Dalou, 1838-1902）制作的青銅像記錄下努瓦爾遇難的那一刻。據說努瓦爾計劃第二天要結婚，后來人們傳言婦女親吻雕像并撫摸褲襠能提高生育率或性生活質量，使得銅像的襠部始終十分光亮。
圖12--努瓦爾墓
然而，歷史上發生的幾次戰爭，也曾使這個寧靜的安息之所一度淪為血腥的戳殺之地，給人們留下了悲壯的歷史印記。其中以19世紀的2次內、外戰爭最為慘烈。1813年，拿破侖稱霸歐洲的戰爭失敗后，被囚禁在地中海的一座小島上，反法聯盟的軍隊攻占了巴黎。1814年3月30日，軍事學院的學員們在這里以戰壕、圍墻構筑防線，與俄軍浴血奮戰，終因兵力過分懸殊而全部陣亡。俄軍占領拉雪茲神父公墓后，還在陵墓間安營扎寨，許多樹木遭到了砍伐。
巴黎公社時期，這座高地又成為巴黎公社戰士的炮兵陣地。巴黎公社失敗后，147位抵抗戰士于1871年5月28日在公墓東北角的圍墻前被槍殺，尸體就葬在墻腳下開挖的土坑中。到6月初，共有1 018位巴黎公社戰士被葬在這個角落里。這堵墻后來被人們稱為“巴黎公社社員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巴黎市ZF又在附近為納粹集中營和滅絕營中遇難者興建了一座紀念館。特殊的歷史背景，也使拉雪茲神父公墓成為一些社會團體經常舉行紀念和示威活動的地方。
圖13--巴黎公社社員墻
圖14--死者紀念碑
在巴黎人眼中，拉雪茲神父公墓是城市中面積最大、景色最美的園林綠地之一。各個時期種植的5 300棵樹木，為這個城市墓園帶來了大量的自然氣息。這里不僅是人們長眠的理想之地，而且是鳥類、蜥蜴、貓等小動物棲息的天堂。
圖15-風景優美的拉雪茲神父公墓
全球人口的不斷增加，使人類尸體的管理成為不容忽視的環境問題，迫使人們擺脫宗教和文化的禁忌，以更加世俗化的態度對待死亡和喪葬問題。在浸透著基督教文化的西歐國家，人們已經關注到棺木、陵墓和墓地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占用大量空間、土地的問題，并將大片的樹林、草地、花園引入公墓，緩解墓地的人工性并彌補城市中自然和綠地的不足。在拉雪茲神父公墓，1986年興建了一處“紀念花園”，供人們將親友的骨灰撒在花叢環繞的草地上。在北歐國家，以及那些盛行新教的國家，人們更傾向于將墓地融入自然環境，營造更加“自然化”的墓園，“園林”或“紀念花園”的概念正在漸漸代替“墓地”或“埋葬地”的概念。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并借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