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年以前，正值城市化浪濤開始興起的時候，我出差到國內許多地方的城市。當我見識了這些城市的擁擠、堵塞、喧囂、污染，看到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格局和建筑特色，我就在想，這難道就是我們日思夜想的城市化嗎？帶著這些問題，于是我便找來一些書籍，開始收集資料，不斷地觀察和琢磨起城市來。
　　隨著城市經歷的不斷豐富和知識的逐步積累，我的腦子里就出現許多城市猜想，其中之一就是這篇小文中要說的城市年輪。
　　城市和年輪，本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兩回事。我之所以突發奇想，將樹木的年輪與城市聯系起來，是因為我發現他們有著某種相同的機理，有著哲學上的內在聯系。如果一層層剝開來看，是頗為有趣的。
　　樹為什么會形成年輪？我想原因無非是兩個：一個是樹是由里及外，一圈一圈向心生長的，這樣它便有了“輪”。第二個是樹木的生長因季節的變化每年形成一個周期，一個周期就是一圈，此圈與彼圈因質地不同很容易區分，這樣“年”的概念就形成了。既有“輪”又有“年”，所以樹木就有了年輪。
　　有意思的是，城市的發展與擴張與它也很類似。
　　第一、城市也是圍繞市中心，由里及外，一圈一圈向心“生長”的。當然也有少數城市的市中心并不是一個，它是多中心的布局，但如果我們把它的每一個組團都看成一個城市個體，就這個組團來說它也是圍繞中心區向心生長的。所以它就應當和樹木一樣也有“輪”的概念。
　　第二、就時間而言城市建設擴張一波一波也有著自己的印記。我們知道建筑物是城市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歷史的凝固、文化的積淀。不同時期建筑物從形式到內容各不相同，我國的秦漢建筑、隋唐五代建筑、明清建筑、以及近代和現代建筑，都具有不同的時代風格特點。不說遠的，就說解放以來的城市建筑外墻裝飾，就經歷了初期的裸露磚墻，后來的水泥灰墻，八九十年代的磁磚貼面墻，以后的大理石裝飾墻和玻璃幕墻的變化，這種不同我們用肉眼可以區分它們，這樣就使城市擴張打上了時間的烙印，有了“年”的概念。當然“年”的內涵遠遠不止這些，比如說雕塑、區街、戶型、店鋪、裝飾、民俗、文化等等，它們都構成了“年”的要素。所不同的是，樹木年輪的“年”是自然季節“年”的概念，而城市年輪的“年”則應當是年代、時代，比如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或者上百年、幾百年。
　　城市既然是一圈從里往外長的，每一圈又因具有不同時期的風格特點可以區分，那么我想城市應當就有了年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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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再深入一步探討下一個問題，城市年輪的“年”究競與什么有關？
　　首先它應當與城市設施、建筑物的自然更新周期有關。我們知道，普通建筑物都是有壽命的。我們假定普通建筑物的壽命是50年，那么城市建筑物的更新速度就是50年一次。50年后到達更新時間的一圈建筑物將被拆除，舊年輪消失，新的建筑物將取代舊的建筑物。如果新建筑物與舊建筑物有明顯區別，這時新年輪就出現了。
　　其次，它與城市設施、建筑物的社會更新周期有關。所謂社會更新周期就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拆建或保護，縮短或延長建筑物的自然更新周期這樣一種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科技的進步，人們對居住條件、工作條件、環境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人們的追求變成了可實現的現實時，或者就提前拆除未到更新周期的舊建筑，而代之以新建筑；或者就刻意去保護那些已到更新年限的具有文化價值的舊建筑。第一種情況的建筑物如果是新的意義上的建筑，而不是舊建筑的簡單重復，城市年輪“年”的時間跨度就必然減小。反之第二種情況城市年輪“年”的時間跨度就會延長。當今世界從總體上來說，城市建筑物的社會更新周期已呈現出逐步加快的趨勢。如日本東京由于地價的昂貴，建筑物的更新周期已縮短至20～30年。我國的大城市也出現了這種趨勢。
　　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大致地勾畫出城市年輪的輪廓了。
　　比如說一座歷史文化名城。首先我們假定它所有的建筑物都保存完好，那么它核心的一層即市中心應當是最古老、歷史最悠久的。如歷史文化名城羅馬、開羅、伊斯坦布爾，它們就各自保存著一個完整的、大規模的、有歷史特色的中世紀舊城。又如北京市的以皇城為中心，加上四合院和胡同的老城區，雖然其完整性和特色已遭受了一定的破壞，但它作為歷史舊城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它們均構成了城市的第一個年輪。以后隨著城市的擴大，在市中心之外又興起了一批設施和建筑物，但它們從布局、材料到式樣、風格都發生了變化，這就形成了第二個年輪。如北京明清以后在以皇城為中心的舊城之外出現火柴盒式的西方近代建筑，并逐步發展形成新的區域。接著形成第三個年輪，第四個年輪。這時候我們如果坐在飛機上向下鳥瞰，就會看到城市像一個美麗的花環，嵌鑲在綠色的大地上，顯得漂亮、和諧、有生氣。
　　具有年輪的城市是完整的城市、立體的城市、有層次的城市和有特色的城市。完整、立體、層次、特色是年輪城市顯著的外在特點。
　　所謂完整，是指一個城市不但有現在而且還有過去，這種過去不是我們在博物館看到的過去，而是能夠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過去；所謂立體，是指城市中的建筑形式和內容、居民生活方式、社區文化是多樣化的，而不是千篇一律；所謂層次，指的是城市建筑是有序而不是雜亂無章，是布局分明而不是混雜一氣，是層層深入而不是一覽無余；所謂特色，則是建筑風貌、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的綜合體現，它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魅力之所在。
　　我的判斷是，在一個具有年輪的城市中，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關系應當處在一種協調的狀況。就好像市場配置資源，調節生產一樣，也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不斷地調節城市中的各種關系，使他們變得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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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說，城市年輪只是一種理論推斷，實際上并不存在，這種“美麗”的花環城市是虛構的，它只是一種想象。
確實，上面所描述的年輪城市在現實中我們很難找到。少數城市像澳門據說有點像，但也不完全像。雖則如此，可是要尋找它的痕跡我認為卻并不怎么困難。在我們中國，這樣的痕跡甚至可以說隨處可見。大到北京、南京、西安這種聞名中外的古都，中到蘇州、濟南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小到麗江、平遙這樣的世界文化遺產，廣而言之，在許多具有建城歷史的城市，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到城市年輪中的兩個因素──“輪”和“年”。當然，這些痕跡有的是成片的連貫的，那么它顯示在我們面前的輪廓就比較清晰；有的則是分散的單個的，它雖然不那么清晰，但如果我們把這些單個點連成一條線，城市年輪也會粗線條地顯示出來。南京明代的古城墻和西安古城墻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城市“輪”的標本。南京古城有外城、內城兩道，內城周長達33.7公里，現存21.351公里。外城周長達60公里，今雖已不復存在，但外城的18個城門名稱仍沿用至今。如果說保存完好的內城墻是一個很實在的“輪”的邊的話，那么己拆除的外城城墻和18個城門就是一個歷史的“輪”的邊，兩者都是“輪”。西安城墻是中世紀后期我國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建于明洪武三年至十一年，周長13.7公里。是全國古城中保存較完整的城墻。城墻內的建筑物與500多年前比雖然己經是面貌全非，但城墻是歷史的見證，它告訴我們城市曾經是有過很清晰的年輪的。上海的外灘及原來的租界區是上海近代城市年輪的一個宿影，而浦東的高層建筑則應當是現代城市年輪的寫照。山西平遙城作為城市年輪的標本也比較完整。以古城墻為分界，城墻內是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城，它處在縣城中心，城墻外圍繞古城則是近代、現代建筑和道路交通系統。整座城市顯示出完整、立體、層次和特色，美不勝收。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城市年輪無論作為一種現象還是作為一種機理都是曾經存在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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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現代社會，客觀地說城市年輪作為一種現象在中國畢竟是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們經常批評的千城一面、是遭受破壞的城市生態和城市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千篇一律的大廣場、寬馬路、各式各樣的建筑復制品和建筑垃圾。德國建筑學會會長漢派爾談到他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觀感時意味深長地說：我駕車從北京外圍向內開，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覺可能是在邁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蘭克福，所有的高層建筑都是一樣的，沒有各自的特殊個性，只有從寫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國。國際著名城市規劃專家日本的西村幸夫在談到對上海的印象時說，我覺得上海的建筑都像一個個客人，彼此沒有互動，我覺得舊城要好一點，上海老的部分可以得A-。臺灣著名作家龍應臺忠告我們要警惕“自己不見了的危險”。她說，她曾帶著滿腦子“現代化”的想象去歐洲訪問，可她看到的歐洲卻是一派“古老”的景象。而在中國反而是高樓林立，洋味十足。漢派爾、西村幸夫和龍應臺的這種感受其實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有，不只是在北京有，在其它任何一個城市都有。如果不是因為西湖，我們記不住杭州；不是因為漓江，我們記不住桂林。幾乎所有對城市的記憶都是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我們自己留下的則是制造城市的生產線生產出來的標準化建筑產品和標準化生活產品?，F在很多城市都在搞所謂的標志性建筑，但搞來搞去，大家互相克隆，標志性建筑又成了一堆沒有文脈的僵尸。建筑是一個城市記憶的載體，人們擔憂，這樣下去包括北京在內的許許多多的千年古城，正慢慢失去記憶；人們更有理由擔心，這樣下去中國還像中國嗎？
　　為什么城市年輪會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迅速消失？
　　我們知道，樹木是自然生長的，它的擴張處在一種完全的自然狀態之中。它成長的動力源于自然，所以它能形成年輪。一個城市如果它也是自發成長的，外力不干預它，它的成長機制來源于自發產生的內力，那么它也必然會形成城市年輪。這就是說自發成長是形成城市年輪的必要條件。歐洲中世紀城市大多數為自發成長的城市，很少是按規劃建造的，這種條件有利于形成城市年輪?？梢哉f中世紀的歐洲是城市年輪的一個尚為得到很好研究的歷史標本。這個推斷我們可以從當今歐洲城市比較多地保留著中世紀的遺址上看得出來，如德國的呂貝克、漢堡，波蘭的格旦斯克等。
　　但是，人類是不可能長久地讓城市自發成長的，因為完全自發成長的城市是一種原生態城市，原生態城市雖然較好地處理了城市與自然的關系，城市中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具有樸素的親和力，但它也有著許多致命的弱點。它解決不了現實的交通問題、居住問題、工業化問題，這種城市形態如果不加以改造就不適合發展現代生產力，也不適合城市擴張，所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特別是像我國這樣大規模的城市化浪潮中，人們必然通過城市規劃和建設對城市的成長進行更加強烈的外部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自發成長的機制沒有了，城市年輪也就自然中斷。
　　城市規劃取代城市自發成長，只能說城市年輪形成的自然機制沒有了。如果現代城市能合理地吸收原生態城市的物質遺產（具體的有價值的城市設施）和精神遺產（協調、和諧、自由精神和有價值的設計思想），那么城市年輪形成的社會機制還會存在，城市年輪仍然可以以某種物質的或精神的方式（文化的方式）存在下來，與現代化并存, 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年輪。歐洲的許多城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吸收了這種人類文明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從而在現代化的潮流中從新煥發出青春，熠熠生輝的。
　　可惜的是，人們并沒有對原生態城市進行過系統的研究，更談不上對它的合理的內涵進行理論概括，人們拋棄了城市自發成長這種形式，也拋棄了它合理的內涵。這樣，城市年輪形成的社會機制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城市年輪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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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年輪形成的社會機制沒有了，那么究競是誰干擾和傷害了這種機制？我的回答是，不是在技術層面，而是理論和體制層面。
　　筆者通過多年的觀察研究認為，我們城市的規劃建設在理論和體制上至少存在三大缺陷。是這三大缺陷干擾和傷害了城市年輪機制的形成。
　　缺陷之一是，集權城市的思維方式。我們知道，原生態城市崇尚的是自由和個性，而現代城市迷信的是集中和統一。如果把前者稱為自由城市的話，那么對應的后者就是集權城市。在我們中國，集權式的思維方式在古代就非常盛行，古長安、元大都、古洛陽城都是集權思想的產物。以后經過歷代不斷演變和強化，尤其是解放以來受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思想影響，規劃集權就走到了極致。大到一個城市的空間布局，小到一條街一幢樓，都在規劃的嚴密控制之下。人們認為規劃可以無所不包，無所不能，以為規劃能解決城市發展中所有的問題。在這種集權式思維方式之下，城市發展的自由空間己不復存在。 
　　因為權力高度集中，它的權力很容易被濫用。比如說北京市，1944年還有稱為胡同的街巷3200多條，經過60年代和90年代到目前的兩次大規模拆遷改造，特別是后一次在時間和強度上都堪稱空前的舊城改造，己減小至900多條。兩院院士，我國建筑界泰斗吳良鏞尖銳地批評說，如此無視歷史文化名城的價值，只把其當“地皮”使用，無異于拿傳世字畫作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廢銅。又比如重慶市的渝中半島，面積不過9平方公里，可高層建筑就有300多幢，其中100米以上的超高層大樓超過200幢。所以許多人稱渝中半島是“人庫”，是“鋼筋混泥土森林”、“舉目無青”、是長江中的人造峽谷。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數不勝數。當前在全國通過復制方式而流行的歐式建筑、大廣場、寬馬路、高層大廈，以及強調路網的整齊劃一和平整筆直，許許多多就是濫用權力的結果。它雖然可以形成一些城市建設和城市改造的大手筆，表面上看很氣派，很宏大，但對城市文脈、城市社會生態、居民生活方式、城市特色必然造成重大的傷害，甚至毀滅性的破壞，形成一大批建筑垃圾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正像計劃經濟不可能恰到好處地計劃到每一個經濟細胞、每一項經濟活動一樣，人們也不可能對城市中所有的建設行為進行規劃。而集權式的思路總想把所有的事管起來，結果往往恰得其反，事與愿違。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是1993年修編的, 時間到2010年。 1993年修編時估計到2010年常住人口為1250萬, 流動人口250萬. 而到2001年時常住人口已超過1367萬, 流動人口已達263萬。不得不提前7年修編。面對這樣的現實，人們有理由問，這樣的城市規劃還靠得住嗎？不轉變城市規劃的思路行嗎？
　　缺陷之二是，精英城市的運作模式。原生態城市是自然形成的，全體市民決定著它的走向，所以我稱它是市民城市；現代城市是規劃形成的，而規劃往往又是由城市中政治精英和技術精英決定的，所以我說它是精英城市。一個城市到底怎么樣，要靠居住在這里的全體市民去感受，不能靠少數人說了算。精英們的感受和市民的感受角度不會是一樣，少數人的感受終究代替不了多數人的感受。應當說市民對城市建設是最有發言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民不應當是環境的被動接受者，而應當是城市走向的決定者。精英城市的歧義就在于，它把少數人的感受和意志強加于全體市民頭上，所以它不是人文主義的。當前我國在城市建設中出現眾多的問題、許多的敗筆，遭到專家學者和市民們尖銳的批評，原因往往就出在這里。在現階段，城市建設中的精英治市是一種制度安排，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能是必要的，因為它減少了決策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反過來它又增加了風險，引發出許多問題，所以它又不是一種最好的制度安排。
　　缺陷之三是，GDP城市的建設目標。原生態城市是無目標城市，實質是“無為而治”城市。而現代城市則帶有鮮明的發展目標。從我國的情況來說，我們的城市經歷了從消費城市到生產城市的曲折歷程。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建設突飛猛進，生產型城市的提法不再有了，但所有的城市都同時盯上一個目標──GDP。所以筆者在這里把它稱為GDP城市。應當說有明確的發展目標，這是一個進步。但目標單一卻是一個遺憾。盡管GDP是一個綜合指標，但卻包含不了城市發展的全部，更包含不了人類生存、生活、奮斗的全部。所以GDP城市必然打破某些對人類來說非常重要的平衡，如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人與交通、人與人之間的平衡，使城市變得不再是那么和諧、甚至可以說充滿矛盾。這方面的相關報導這些年非常多。比如城市的水危機，據新華社報導，全國669座城市中有400余座供水不足，其中缺水嚴重的有110座。32個特大城市中有30個長期受缺水問題困擾。又比如說城市交通，這幾年城市道路在超常規發展，但與此同時越修越堵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北京市“十五”期間交通設施投入計劃是838億元，這樣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墒菗矶聠栴}卻沒法解決。被公認為國內研究城市交通問題的權威專家段里仁也無可奈何，他說，堵車，我有什么辦法？北京的交通擁堵現在還剛剛開始。此外，像空氣質量下降、水污染嚴重、熱島效應加劇、人口膨脹、社會矛盾加劇等等，都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單純的GDP追求，使我們討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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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結束本文的“猜想”之前，筆者還想講幾句話。
　　第一、當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期，每年有百萬千萬計的人口從農村擁入城市，一個省每年開工項目的建筑總量就相當于整個歐洲。在這樣一個城市化爆發期，城市規劃和建設如果沒有新的理念，不能做到與時俱進，不能真正堅持科學發展觀，我們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留下的后患也將無窮無盡。城市不是機器，造不好可以推倒重來，城市建設作為一個整體是不可重復的，沒有后悔藥可吃，除非自然或戰爭的力量將它完全摧毀。西臘雅典城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據《南方周末》報導，1950～1960年代，希臘政府用了10年時間大規模推進城市化，用“以地換房”的方式組織了空前規模的大躍進，大拆大建的結果，雖解決了幾百萬人口的居住問題，但同時又克隆出一大批千篇一律的帶有那個時代特點的“水泥盒子”，交通混亂、建筑粗陋，城市布局大而無當，本應十分豐富的中世紀古遺跡卻很少見，即使有一些也全部湮沒在難看的現代建筑中，使雅典這個本應該有資格以整個舊城進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明星城市，最終只能以一個小小的衛城進入。以至于給2004年召開的雅典奧運會出了一個大難題，動用40多億歐元進行大規模的改造，還是不盡如意。其實與雅典相類似的情況在我國也相當普遍的存在，只不過人們現在正埋頭搞建設，比速度，其它的已無暇顧及了。
　　第二、當今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的理論源頭之一是1933年通過的“雅典憲章”和1978年的“馬丘皮克丘宣言”。所謂“雅典憲章”是國際現代建筑學會在雅典制定的一個“城市規劃大綱”，該大綱把城市規劃的目的確定為解決居住、工作、游憩與交通四大問題。1978年召開的馬利集會，在肯定“雅典憲章”的基礎上又發表了“馬丘皮克丘宣言”。這兩個奠基式的文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吸收了前人的智慧和成果，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雅典憲章”的故鄉雅典城，在憲章發表10多年后，卻導演了上述的一幕規模宏大的城市建設活劇，把整整一個藝術品式的雅典從地球上拿掉了。“雅典憲章”為什么不能阻止雅典“變質”。合理的解釋就是“雅典憲章”它帶有濃厚的功利性色彩，它只是從規劃建設的技術角度觸及到人類需求的表層，并沒有從哲學、美學、生態學、社會學、區域經濟學等多個角度將城市作為一個綜合體而深入到人類需求的本質。所以在雅典面前“雅典憲章”失敗了。以后發達國家吸取了這些教訓，將人文主義、以人為本等理念引進了城市規劃建設。如日本2004年6月通過了《觀景法》，這部法律就擁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名稱――“美的基本法”。有了這樣的法律和共識，城市的粗制濫造就變得很困難了。所以從理念到法制，發達國家正在逐步地積累總結，探索和創新城市建沒發展之路。與此相比，我們卻還在走他們幾十年前走過的老路，我們只有一部體現城市建設集權思想的《城市規劃法》，以及為集權服務的土地等方面的法律，我們的理念顯然是落后了，我們的法制也顯然是落后了。                
　　第三、原生態城市和現代城市都應當是一種城市形態，而年輪城市則不是。原生態城市有年輪，現代城市也可以有年輪。筆者之所以提出城市年輪這一概念，并不是為年輪而年輪，那種理解是機械的。筆者認為，視覺上的年輪固然重要，觀念上的年輪則更為深刻。城市年輪更應當是一種理念，是城市設計的一種思路和方法，是城市建設軟科學中的一類。城市規劃和設計的靈魂是什么，肯定不是技術，而是方法論。正像兩院院士吳良鏞談到北京交通問題時說的那樣，僅僅憑借交通技術來解決城市發展問題是行不通的，包括交通擁堵在內的“大城市”病必須通過城市發展戰略的創新予以根本解決。


[作者簡介]
鄧乾秋
作者單位：湖南省邵陽市北塔區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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